2010年12月20日 08:13　来源：北京日报

毛泽东与墨家思想

　　不少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注意力多集中于儒家思想而较少论及墨家思想。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是非常重视墨家思想的——

　　不少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注意力多集中于儒家思想而对墨家思想论及较少。但事实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农民阶级政治学说的是墨家思想，并非儒家或其他家。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等不少中共领导人和理论家是非常重视借鉴墨家思想的。

　　毛泽东研究过《墨子》的直接依据是《毛泽东书信选集》中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和1939年2月22日《致张闻天》两封书信以及《毛泽东早期文稿》中辑录的《伦理学原理》批注。延安时期，党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毛泽东、张闻天、范文澜、艾思奇等都从事过此项研究。陈伯达写出《墨子的哲学思想》后，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就墨子的“两而无偏”与儒家的“中庸”思想的异同发表看法，指出墨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认为陈文题目不足以表达对墨子的高度评价，建议“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赫拉克利特是古希腊哲学家，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列宁曾称他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如果了解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更能理解毛泽东对墨子的高度肯定。毛泽东用“辩证唯物论大家”来形容墨子，说明毛泽东对墨家思想还是颇有研究的。

　　-毛泽东发蒙读书时对墨家思想的不自觉吸收

　　毛泽东在早年就不自觉地受到墨家思想的影响。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说，他幼年时“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多年后毛泽东仍饶有兴趣地告诉斯诺：“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可见对于儒学，年幼的毛泽东是作为学习任务来应付的，但就其内心深处而言，他真正喜欢的是描写农民造反的小说如《水浒传》之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农民起义的政治学说的是墨家思想。在反映浓厚的墨家思想的《水浒传》等小说的影响下，毛泽东早年就已经不自觉地受到了墨家思想的熏陶。事实上，少年时的毛泽东还特别同情农民，甚至很同情因为饥荒而造反的农民，曾将哥老会中一个被官府处决的农民领袖彭铁匠视为英雄。就其政治立场而言，毛泽东已站在维护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的立场上了，这与最讲究维护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墨家思想是一致的。毛泽东出身农民，即使在成为领袖后也始终艰苦朴素，墨家精神的濡染，从他的个人生活也可窥一斑。

　　-青年毛泽东对墨家思想的自觉践行

　　在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研究中，人们大多注意到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而忽视了其中蕴含的墨家思想。有学者指出，青年毛泽东的人格理想“除了儒家思想及其心性之学外，还有两个明显的思想渊源。一个是墨家，一个是明末清初的经世之学”。毛泽东出身农民，来自底层，“如果说他对大本大源和圣贤仁人的追求，是明显接受了颇有士大夫气的传统儒家英雄主义人格理想的影响，那么当他进一步摸索立志、修身做圣贤的具体途径的时候，重劳动、讲勤苦、求实效的下层社会的观念、习俗，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人生信念，影响他的人格理想，从而带有浓厚的墨家色彩”，也即“引儒入墨”或者“以墨填儒”。还有学者认为：谭嗣同的学说虽然对青少年毛泽东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谭与中国儒学传统的哲学家一样，并没有把体力劳动放在重要位置上。在这方面，毛泽东与强调“力”、“强”、体力“劳动”的墨家和颜元哲学倒有更多的相同处。其实，颜元思想具有非常明显的墨家特征，墨家思想是通过颜学自然而然地影响到青年毛泽东的。毛泽东主张圣贤救世，其实不止是儒家主张圣贤救世，毛泽东也将墨子看成救世圣贤。他在《伦理学原理》中批注：“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须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释迦、墨翟皆所以达其个人之正鹄也。”他服膺曾国藩，也并不是因为曾国藩是理学大师，“主要恐怕是曾并‘圣贤’(修养)‘豪杰’(事功)于一身，很符合毛当时的口味和志向”。曾国藩兼儒、墨、道、法于一身，他总结自己是“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其立身持家之勤俭，是以墨家精神为标准的。他还认为墨家精神不只可以用来处身治家，还可以用来“救民”：“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爰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在湖南一师期间，毛泽东不论寒暑坚持冷水浴，还与萧子升、蔡和森等不带分文进行了长途旅行和农村调查。这种“以自苦为极”的实践精神，正是墨家一贯提倡的。“显然，青年毛泽东对墨家的阶级出身、生活作风、行为方式，有着深深的共鸣。”毛泽东所组织的新民学会，从其对学会成员的各种规定看，也十分近于墨家的精神。在新民学会中，他主张体力劳动，主张工读主义：“我现在很想做工……我现在颇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我总要有一个时期专用体力去做工就好。”这正与墨家崇尚体力劳动的思想相合。

　　-毛泽东对墨家思想的重视与五四运动思潮的不谋而合

　　毛泽东对墨家思想的吸收借鉴与五四时期出现的“尊劳主义”、“劳工神圣”等思潮是一致的。而“尊劳主义”、“劳工神圣”思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学界重视墨家学说的表现。新文化运动前后，新文化的先锋们为了反对当时被视为封建统治支柱的儒家思想，除了从国外引入民主、科学等西方思想外，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理论力量。曾经与儒学同为显学而相抗衡的墨家学说被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重新予以重视并进行新的研究，以至于“尊墨抑儒”成为潮流。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都是非常重视墨家思想的。胡适1917年在北大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曾写出了以对孔子、墨子思想研究为重点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出版后大受欢迎。

　　毛泽东1918年8月到北京后，经杨昌济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至1919年3月离京。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利用在北大机会旁听了一些课程，接触了很多新文化运动人物。如有学者曾考析指出，毛泽东在北大期间曾经听过胡适讲演墨子哲学。他还参加了两个学术团体，其中一个就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该会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等人发起组织，其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虽然没有更具体的材料，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胡适讲课的内容、当时学界重视墨学的潮流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墨家哲学思想的研究推测出，毛泽东在北大期间可能研究过墨家思想，或者受过胡适等人研究墨学的影响。必须指出的是，青年毛泽东曾推崇的梁启超、胡适对墨学极为重视。梁启超说他自己是“极为崇拜墨子的人”，“论到人格，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实行家，不惟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全世界也是少见”。胡适也说：“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五四新文化时期，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尊墨抑儒”的潮流，以至于郭沫若认为梁启超、胡适等“在打倒孔家店之余，欲建立墨家店”。毛泽东既然推崇梁、胡，受到他们研究墨学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